近读《温故戊戌年》，不是1997年张建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那个版本，而是他在看到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之后写 就的、列居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之首的那个版本。同一书名下两个不同版本的写法，我不知道在中国著作史上有没有第二。

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史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怖。手边没有旧版，无法对证新版与旧版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看不出张建伟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个“戊戌年”，也不知道这种标识为“历史报告”的著作该不该当作正史来读，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会为从小就崇拜被奉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和熟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而蒙羞，进而凡是接受了现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蒙羞，因为新版中的康有为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心、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用无数谎言制造了虚假的历史，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全中国，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还要部分地承担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丢失许多良好发展机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别传”或者“康有为盗国记”更合适。

让我们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