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吴思}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情，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说他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违心地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黎洪讲得很清楚：个人甚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言论将给个人和报社引来灭顶之灾。实际上他也写道，有一个编委不听他的劝告，忍不住在外边说了些话，对批判彭德怀表示怀疑，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即使他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一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彭德怀在庐山的遭遇是一种标志。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与此相反，违背党性原则去奉承最高领导，说他是正确的，将他的胡作非为吹捧为英明伟大，不仅毫无危险，还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这个标志的这种含义是得不到公开正式的表达的，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真实的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纸上写的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敢于将自己的脑袋磕碎在巨石上，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真正应该责备的倒是那些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