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的农业包产到户试验也中途受挫。就在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主张包产到户改革而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受批判时，邓小平却还在力挺“包产到户”。他在１９６２年７月把刘伯承在军事上经常讲的“黄猫黑猫”理论借鉴到农业生产上，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还说，“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几年后，在江西，当即将结束３年零５个月庶民生活的邓小平被获准外出参观，在观看电影《红灯记》时，他借那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改掉“钱”姓的事情，发挥说，“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不就是没有钱嘛！”

有学者认为，纳入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运作的“大跃进”的失败似乎暗含了计划经济体制不灵的结论。或许，邓小平等领导人和整个社会已经从中获得重要启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制度安排，不仅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和生产力的破坏，相反，它的弹性之大，甚至可以包容“大跃进”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常识和规律的、凭主观意志决定的空想计划并得以畅行，却没有制度自身的校正机制，这说明这种制度安排是有致命缺陷的。

复出后的邓小平几乎不提计划经济这个词汇，他在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期间，将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国民经济的具体部署工作上，没有关于商品、市场的任何论述。他似乎还在思考。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当１９７８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是修修补补还是另起炉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据于光远提供的材料，在闭幕讲话提纲上，邓小平曾经亲笔写道，“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

那一代的经济学家大多都记得１９７９年４月的无锡会议——３８９人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第二次全国性讨论会。不少经济学家在讨论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这年，邓小平做了创办经济特区、支持包干到户、扩大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试点范围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