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区的市场通达和物价稳定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称赞。１９４３年后的太行区克服了灾荒影响，“且有部分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而“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全国解放前夕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太行区冀南银行钞票与晋察冀边区货币比值为１∶１０，与晋绥币的比值为１∶２０。

反思“大跃进”

从现存和公布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在西南局制定调整工商业政策，还是在任财政部长时解决预算平衡问题，或是在“大跃进”中对“左”倾冒险进行反思，以及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对包产到户的支持，都能看出邓小平独特的用市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处理经济问题的风格。

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是在１９５２年７月进京的，１９５３年就是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财政还是在转轨中出现了危机。这年３月底，全年的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出现了２１万亿元的赤字。

９月开始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１９５４年１月作了《财经工作的六条方针》，这是我国最早对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冲击的改革举措。其主要内容有三条：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以及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结余不上缴这条因为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一度遭到一些同志及苏联专家的反对，但邓小平还是坚持不改，“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之前的这两三年时期，因为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已经呈现，这一代高层领导都在尝试着走“新经济政策”。

但１９５８年 “大炼钢铁”打断了国民经济计划。为扭转“大跃进”带来的国营工业的管理混乱、生产无序和效益低下问题，１９６１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试图通过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来着手企业整顿。这里面所隐含的市场倾向在几年后一度被“四人帮”给读出来，并进行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