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６年底，回国后的邓小平便投入到革命、起义、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在１９４０年之后，他在留法、留苏时形成的市场思想，在太行区根据地建设中首次运用。

在边区推行激励机制

上世纪４０年代初的边区除了打仗，要面对的困难还有本地农业经济的凋敝和日本侵略军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政策”。邓小平所在地区的境遇似乎更糟糕：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太行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农业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１９４３年接连又发生了蝗灾。

在１９４０年前，太行区对敌占区的贸易采取的是“经济绝交”的办法，甚至规定卖东西给敌占区就是“资敌”。这时候，“开始注意经济问题”的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做法。

１９４１年６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贸易暂行条令》、《征收出入境税条例》和《特种出口贸易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不仅对内提倡“贸易自由”，给予老百姓生产、经营、销售、定价的自由权，并健全税收和贸易组织，派出干部团结一批商人，并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战争条件下，安排了平汉路东西两侧和太行、太岳、白晋路两侧的物资交流，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农副土特产品从敌占区市场上换回需要的棉布、药品、纸张、墨水等工业品。

这时候的太行区所实施的大生产运动处处都洋溢着激励机制。当很多边区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会被极“左”思想扣上“搞资本主义”、“富农思想”帽子时，邓小平却提出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他把给予个人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奖金额竟然提高到了２００元到３００元，那时候，上到师长刘伯承下到普通士兵的每月津贴只是１．５元到３元。

在“奖勤罚懒”思想的指导下，１９４４年４月１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很快公布了在边区顿时名声大震的《滕杨方案》（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的方案）。该方案极为大胆地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 ，７０％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等，“全归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