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兴冲冲的留学生抵达法国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一轮资本主义经济的“寒潮”。因为战时管制经济的衰退，工厂大量停工，几十万退伍军人失业。在法国南部施奈德钢铁厂一个月的做工使邓小平一下子体会到了“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当时正值法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之时，财政紧张促使法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发行，导致物价飞涨，一年内面包价格就涨了近６倍。留法的学生们都忍饥挨饿。

当１９２２年初法国经济复苏时，邓小平到了蒙达尼城夏莱特镇上生产橡胶的哈金森工厂当临时工，他后来回忆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

学者们注意到，从邓小平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 日到达法国到１９２６年１月７日离开法国，这五年零四个月，正好是法国经济从危机、萧条、复苏到高涨的一整个周期。在这个现代工业比较发达、市场经济运作已十分成熟的国家的底层生活，很显然使青年时期的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运作有了切身的感受。

从邓小平后来在国企改革上的思路和跟薄一波所说的“是真正在工厂当过工人”的话，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给他的影响。从后期他鼓励包干落实责任制的举措也能看出他接受了法国成熟市场经济的就业失业制度所带来的激励效应，甚至后来价格改革举措也能从当时法国的市场自由定价机制中找出端倪。

应该说，法国５年的勤工俭学经历，为他日后决策乃至晚年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相当的思考素材。

离开法国之后，邓小平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他了解到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迅即转向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市场价值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并参与市场活动，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重建国家银行和专业银行。

５９年后，邓小平说到了这段生活留下的印象，“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