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６５３２９９９９”。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晚１１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

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另一串数字出现在传呼机上——来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义依然是“邓小平逝世”。

“只有我们知道打传呼的人是谁，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马珍的同事林氵光耀说，他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

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

从三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南方周末》记者 张 悦 赵 蕾

最后时刻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１９９０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