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予理睬，把毛晾在一边，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教条宗派一边，为他们跑腿办事，支应局面。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同时也是周本人后来自觉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他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周恩来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纲上线，最后归结为个人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私心杂念作祟的缘故，说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

周恩来在作这番报告时，内心的悔疚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刚刚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疗，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这篇发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反省，把当年的历史老账重新翻腾出来，一笔一笔地清算，最后写得脚都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进去了。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这种苛待乃至建国以后种种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总是默默忍受，屈从退让，不敢出一句恶声，究其历史原因，不能不说与他在宁都会议上欠了毛的账，内心一直深自愧疚有关。这实在是毛、周关系中的关节，这也是本书不惜笔墨交待宁都会议来龙去脉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