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电报中并解释了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当然，周也明确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为“实际上泽东单留主持战争，在政治上，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确易发生错误，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来的申辩终于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讨回了公道。临时中央在覆电中表示：“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临时中央作这样的表态，当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于大局的考虑。本来，宁都会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临阵换将，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让周恩来背着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战，那就真无异于不战自败了。

周恩来虽然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第四次反围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作战失利，其严重后果，不论于公于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来就是一个临事而惧，做事一丝不苟的人。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不分昼夜处理军机，不敢有丝毫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