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以书明志”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官方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是配套的理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历史学家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套思想体系不仅是出于路线指引的需要，也是对蒋介石反共的回击。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召来汪精卫的旧部陶希圣，要他主笔写《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的主要篇章分为：（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该书的基本内容是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它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

　　书中还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即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

　　《中国之命运》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