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细节的引用，是想说明当地主官的主观判断失误。但报道刊出后，引起了漠河方面的不满和反驳。本报记者此次赶赴漠河，见到了报道中所提的那个播音员，叫毛凯。

毛凯现在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是那种健谈的东北男人。毛凯坚决否认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只证实了当天下午5点多钟王招英向他口授通知的情况，但言谈中又不忘提及自己的种种“先见之明”。事实证明，毛凯并不可能真有那些“先见之明”，因为毛凯亲口向记者描述了，当时他带着家人从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种种惊险经历，如果真有那种先见之明，毛凯本来是有充分的时间带着家人“疏散”的。

可以理解，对于当时那种情况，所有的人都没有经验。火入县城的时候，群众是在惊声高呼中口口相传四散奔逃的。但记者一直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大火烧了漠河以后，当地主官是否及时通知了处于下风中的图强局和阿木尔局？如果通知了，为什么图强局和阿木尔局没有及时组织群众转移？

记者通过长途电话找到当时的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和县长高宝兴，但他们都拒绝记者采访，同时拒绝回答关于“五·六”火灾的任何问题。

对此记者能够找到的说法只有当年《中国青年报》刊载的《红色的警告》一文中的一句话:“王书记……没有想到提醒图强赶快疏散群众。”

当年中青报记者雷收麦的采访笔记中，倒是记下了，图强林业局的领导在大火马上要席卷图强的时候，除了通过高音喇叭呼叫群众转移外，曾经利用那一短暂的时刻，电话通知了下面的阿木尔林业局。

阿木尔林业局的领导应该是获知了火灾的消息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没有下决心立即通知群众转移。他们还派了一个消防车向图强方面开去打探消息，但很快消防车就陷入大火包围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