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一种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社，“那阵势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或许，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得少。但最终，到文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说，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这一千多卷胶卷在。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大约是1997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